中新社记者 胡健
由中国外文局发起、面向全球设立的重要国际文化交流奖项——兰花奖,日前公布第三届获奖名单,黎巴嫩文化部长高级顾问贾德·塔博特获得“友好使者奖”。
近年来,贾德·塔博特深度参与中国多项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保护工作,为中国文化遗产价值挖掘、国际传播及保护实践提供专业支持。他以深厚的专业素养、开放的国际视野和对中国文化的真诚尊重,持续推动中国与黎巴嫩以及更广泛国际遗产界之间的交流合作。近日,贾德·塔博特(Jad Tabet)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畅谈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话题,并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海外传播给出建议。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是否还记得第一次访问中国、第一次站在一座中国古代建筑前的情景?是什么吸引您持续关注并投身于围绕中国泉州、北京中轴线和景德镇申遗的国际讨论?
贾德·塔博特: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2004年,在苏州我发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精妙世界:微缩的山水景致,把自然融入由水、岩石、石头、树木和花草构成的组合之中,映照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高雅格调与诗性情怀。
孩提时代,我一直着迷于描绘自然的中国传统绘画——那些秀美的山峦、云雾缭绕的景致和姿态优雅的树木,似乎不仅捕捉到了自然世界的美,更捕捉到了它的灵魂本身。亲眼见到拙政园、狮子林和环秀山庄,唤起了我心中对中国传统山水画那种无边的想象与诗意的自由,仿佛这些画作活了起来。
与中华文化的第一次相遇,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后来,当我以遗产专家的身份工作时,这种情结自然而然地把我的关注引向围绕中国重大世界遗产申报的讨论,我对这些讨论始终格外关注。

中新社记者:泉州在宋元时期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至今仍保留着大量阿拉伯世界的印记,从清净寺到伊斯兰教石刻。您在参与泉州申遗工作时,是如何向国际同行讲述这段可追溯至一千年前的中阿交往故事?
贾德·塔博特:2018年我第一次到访泉州时,对这座城市的了解仅限于:它是中国东南沿海的一座古港,是10世纪至14世纪之间重要的海上枢纽。因此,当我发现这座城市在古典阿拉伯文献中被称为“刺桐”,而这个名称的来源常被认为与阿拉伯语中表示橄榄树的词有关时,我感到十分惊讶。
更令我着迷的是,泉州至今仍保存着它与阿拉伯和波斯世界历史联系的非凡印记:始建于1009年的清净寺,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院之一,寺内门楼与奉天坛壁龛保存着古阿拉伯文石刻;泉州各地出土的伊斯兰教石刻多集中收藏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其中不乏宋元时期阿拉伯商人的墓碑;馆内伊斯兰文化厅前,伊本·白图泰的雕像提醒人们,这位14世纪摩洛哥穆斯林学者、法官和旅行家、中世纪最伟大的旅行家之一,曾有过怎样非凡的旅程。
当时我担任阿拉伯建筑师组织主席,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一发现与同事们分享。我准备了一场演讲,讲述这段文化相遇与交流的篇章——它始于近一千年前,那时海洋不是文明之间的边界,而是把文明连接起来的桥梁。
中新社记者:您曾把一件青花瓷送回景德镇,那是20世纪50年代一位中国朋友送给您父亲的礼物,当地专家鉴定其为18世纪晚期的原作。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文明使者”,瓷器为何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拥有持久的魅力?
贾德·塔博特:20世纪50年代,我父亲积极投身世界和平运动和亚非团结运动,并由此与几位中国同事和朋友结下了友谊。
1956年,叙利亚大马士革举办了一场国际展览会,首次设立中国馆。在参观展览期间,我父亲收到了一件青花瓷,是他的一位中国朋友寄赠给他的。这件瓷器被安放在我们位于贝鲁特的家中,在那里留存了许多年。后来,黎巴嫩的战争迫使我携家人迁往巴黎,我把这件珍贵的物品带在了身边。
许多年后,我因一项支持该城市申报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任务而访问景德镇。在那里,我在陶瓷博物馆里看到了青花瓷,忽然意识到这件陪伴我们家多年的器物有着深厚的文化与历史渊源。我觉得它完成了一个轮回:父亲的中国朋友赠予他的这件瓷器,理应回到它的原产地。
这是一段非凡的旅程,跨越近七十年、三个国家:从中国到黎巴嫩,从黎巴嫩到法国,最终又回到中国。但它超越了一件器物的旅程,讲述着一个更宏大的故事——关于友谊、记忆,以及超越国界、代际与时间的文化之间持久的纽带。

中新社记者:中国目前拥有61处世界遗产。多年来,您观察并参与中国的遗产保护工作,从国际视角看,中国最大的进步在哪里?您还有哪些建议?
贾德·塔博特:从国际视角看,中国最大的进步在于其遗产保护理念的显著演变。多年来,我见证了一种转变:从最初侧重对杰出古迹和历史遗址的认定、保护与展示,转向一种更为全面的认识——把遗产理解为一种复杂的文化景观,它嵌在其社会、环境和历史的语境之中。
关于未来,我愿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随着中国世界遗产地数量的持续增长,应日益重视保护与管理的质量。挑战已不仅是争取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是要确保每一处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能够长期得到有效维系。
第二,应关注遗产地更广阔的环境,尤其是在历史城市和快速发展的城市地区。单体古迹或遗址的保护,无法与其周边的景观、城市肌理和传统生活形态相分离。开发压力、基础设施项目和旅游发展,需要通过统筹规划和严格的影响评估加以应对。
第三,继续加强国际合作,既分享其可观的经验和技术专长,也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对话和联合研究来推进合作。就其本质而言,遗产是一个超越国界的领域。
最后,我认为中国对国际遗产界的下一项贡献,将不仅在于其杰出的遗产地,也在于它能够提供的范例——如何把遗产保护与一个快速变化世界的诉求协调起来。这或许是今天世界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之一。
中新社记者:您多次强调“保护遗产从来不是一个国家的责任”。在您看来,各国——尤其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应当如何建立真正有效的遗产保护伙伴关系?
贾德·塔博特:我认为,有效的国际伙伴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共担责任的基础之上,而最重要的是,建立在承认遗产属于全人类这一共识之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资源或许并不均衡,但它们能够贡献同样宝贵的知识、经验和视角。因此,合作应当超越资金或技术援助。合作应当鼓励专业知识的交流、联合研究、能力建设,尤其是对年轻一代遗产专业人才的培养。
归根结底,遗产保护不应被理解为国家间的竞争,而应被视为一项集体事业。文化遗产的多样性,恰恰是把人们连接在一起的东西;共同保护它,是增进国家之间相互理解与信任的途径。(完)
受访者简介:

贾德·塔博特,黎巴嫩文化部高级遗产顾问,长期从事世界遗产保护研究与实践,在全球城市系列遗产及贸易港口型历史城市保护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他积极参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为多个项目提供价值研究、规划协调、文本编制及保护管理等专业支持,推动国际遗产保护理念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多年来,他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国际视野,积极促进中国与黎巴嫩及国际遗产界之间的交流合作,推动遗产保护经验互鉴与学术对话。他的努力不仅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也为中国遗产保护经验的国际传播和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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